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演变与前景

引言

在全球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正成为当今世界关键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中心之一。亚太地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导致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它们将此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在此背景下，南海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保障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关键海上通道，具有特殊意义。因其对国际航运的战略重要性，南海成为该地区潜在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之一，在与其西方关系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正将国际合作的战略重点转向东方。这一进程有助于加强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从而提升了俄罗斯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立场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问题在于影响俄罗斯在南海领土争端中立场的因素。研究目的是识别影响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为实现此目的，需解决以下任务：

分析苏联在南海争端中的官方立场，作为俄罗斯立场形成的历史基础；确定俄罗斯在当代南海地区关系体系中的作用；评估外交政策和经济因素对俄罗斯立场形成的影响。

研究方法论基础包括历史政治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历史政治分析与系统分析能够揭示从苏联时期到现阶段，在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立场转变的因素。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在该方法框架下，K. 沃尔兹指出，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因此各国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导向，并力求维持均势作为适应外部环境的主要机制 ^{[1, 第117页]}。R. 吉尔平则强调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指出经济利益在形成国家行为中的重要性 ^[2]。在此理论框架下，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演变被视为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利益和国际结构。在冷战时期，苏联在 bipolar 体系下运作，致力于通过同盟体系保障战略利益。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沦为地区大国，其外交政策方向更多地转向保障稳定的外部环境。21世纪，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经济发展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上述因素共同促进了俄罗斯立场的演变。

研究的学术新颖性在于，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结构相互作用的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演变机制。现有俄语文献主要探讨俄罗斯在南海争端立场的个别方面。A. D. 迪卡列夫、A. V. 卢金 ^[3]、N. V. 费奥多罗夫 ^[4]、D. S. 帕纳里娜 ^[5] 的研究侧重于分析俄罗斯的当代立场。P. A. 斯基鲁塔、I. N. 佐洛图欣 ^[6]、A. V. 布列季欣 ^[7] 的研究则关注演变的个别方面，主要是能源合作。然而，关于俄罗斯立场演变的总体解释机制尚付阙如。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从苏联时期到当代阶段的历史动态，对俄罗斯立场的演变提出了整体性解释。研究表明，演变的關鍵因素是俄罗斯为适应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变革而改变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所致。其结果是俄罗斯在该地区形成了稳定的行为模式——务实中立。

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演变

中国作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近年来在南海加强了军事外交工具的应用以推动自身利益。这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回应，它们坚决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结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对抗呈现出加剧趋势。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当局长期以来在南海争端中恪守一贯的中立立场。莫斯科这种平衡的做法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并降低总体冲突潜力。然而，根据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苏联时期的立场与当代俄罗斯的立场有所不同，这使得可以区分出两个主要阶段。

苏联时期（1991年前）

战后时期，在 bipolar 国际体系下，苏联拥有超级大国地位并与美国处于战略对峙状态，其通过包括同盟体系在内的方式构建外交政策，这极大地影响了它对地区冲突的处理方式，并间接反映在其对南海争端的立场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坚持支持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领土主张的立场 ^{[8, 第4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根据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对台湾、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一切主张。然而，该条约未规定将这些领土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对其合法权利的侵犯。为此，在1951年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拒绝签署条约^[9]。

在1951年9月5日的会议上，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А. А. 葛罗米柯在其发言中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立场。他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雅尔塔协定》承认中国对原先被剥离的领土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中国的固有领土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西沙群岛以及其他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10]。因此，这一立场也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官方观点，即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被视为公认的。

然而，在1960至1970年代之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莫斯科官方对南海岛屿领土归属问题的立场进行了重新审视，这是由于苏联在亚洲战略重点的转变所致。

自1950年代末起，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双边关系逐步恶化并实际破裂。在一系列边境事件中，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动态。这一事件双方损失惨重，并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为之后中美接近创造了条件。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趋势显现，并于1972年联合公报中得到确认。尽管随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苏中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相互认知具有战略竞争的性质。在此条件下，苏联被迫调整其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发展与替代伙伴的关系。

在越南战争背景下，苏越关系经历了密集发展时期。苏联作为河内的主要盟友，定期提供现代武器，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这有助于提高北越抵抗美国军事干预的防御能力^{[11, с. 6]}。深化合作的逻辑结果是1979年5月签署协议，将金兰湾提供给苏联建立海军后勤保障点^[12]。

在此背景下，苏联在南海领土划分问题上向越南倾斜的立场演变，同时莫斯科试图避免明确承认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引起了北京的负面反应。中国领导层认为苏联对河内的军事经济援助是破坏稳定的因素，限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能力^{[13, с. 90]}。

到19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为减轻外部军事政治压力及克服内部经济困难，开始推行改革。在此条件下，苏联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变化：放弃对越南的单方面支持，苏联逐渐采取更为中立的路线。

当代时期（自1990年代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影响力下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重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俄罗斯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导致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降低。

然而，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成为一个过渡阶段。俄罗斯逐步恢复国际舞台地位，并形成新的地区优先方向。自21世纪初以来，在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受经济现代化任务驱动，  明显转向东方。莫斯科始终将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确定为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这导致对南海领土争端解决方法的重新评估，并形成了中立平衡的立场。在2000年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首次优先关注亚洲^[14]，这反映了与亚洲国家加强互动的趋势。

2010年代，俄罗斯与中国一样被视为崛起大国，致力于削弱美国单极格局，推动多极化世界。在此背景下，普京2012年关于增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作用的声明成为重要里程碑。这一声明标志着“向东转”战略方针，旨在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存在^{[15, с. 83]}。

在2013-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及西方制裁后，这一方针进一步加速。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加强了俄罗斯政策向亚洲方向的重新定位，并寻求新的合作形式^{[16, с. 55]}。因此，“向东转”成为俄罗斯国际定位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2008—2023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演变反映了俄罗斯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互动的深化。俄中关系达到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而东南亚地区成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重要市场。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与领土争端的双方——中国以及相关的东盟国家（越南、菲律宾）均保持伙伴关系，成为维护南海水域利益平衡的因素之一 ^{[17, 第242页]}。

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菲律宾共和国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案作出的仲裁裁决，成为南海局势激化的催化剂，导致争端国际化趋势更加显著。裁决指出，中国在“九段线”框架内的历史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规范 ^{[18, 第252页]}。北京方面拒绝了该裁决的合法性，称其违背国际法，并强调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反了中菲双边协议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该地区局势的紧张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关注，俄罗斯政府及科学界的代表再次确认了其秉持中立与平衡立场的承诺。

一方面，俄罗斯领导层多次声明，俄罗斯无意介入领土争端，并坚持中立立场。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各国领导人就经贸合作等广泛问题进行了多边磋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俄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俄罗斯不打算介入南海岛屿争端，并支持中方不承认海牙仲裁裁决的立场”^[19]。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表示，俄罗斯避免介入南海的多边领土争端，并呼吁各方在双边基础上解决分歧。2021年，扎哈罗娃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强调，“俄罗斯的立场是一贯和不变的。俄罗斯不参与冲突，原则上不偏袒任何一方”^[20]。这些声明共同证实了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的承诺。

另一方面，大多数俄罗斯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当前，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俄罗斯而言仍是紧迫任务^{[21, 第21页; 22]}，而维护和平、加强安全及发展与中国、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越南与东盟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洛克申在其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形式上与南海争端保持距离，旨在避免卷入其两个战略伙伴——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冲突^{[23, 第49页]}。

2022年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加剧导致中俄合作进一步深化。在此背景下，这种接近构成了结构性限制，使得俄罗斯既不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偏离中立立场，同时又能与东盟国家发展更积极的互动。因此，考虑到当前地区形势和国家发展需求，中立立场可被视为俄罗斯在该地区对外政策行为的适宜战略。

俄罗斯在南海对外政策的未来方向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水域的根本分歧源于对该水域法律地位和管辖权的不同解释。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实施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国家均是俄罗斯的战略重要伙伴和关键销售市场。

在此条件下，分析俄罗斯针对南海争端的未来外交政策方向，旨在维持与各相关方的多方位互动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具有现实意义。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启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在此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成为加强国家实力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24, 第191页]}。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表现出在地区内维护自身主权和保护国家利益的日益坚定的决心。

中共二十大报告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并明确提出了加快将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25]。同期，中国不仅宣布增加国防预算，还加强了在南海水域的海军演习和水下巡逻行动^{[26, 第367页]}。中方多次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条件优先地位，这引起了地区沿岸国家的强烈反应。此种事态发展对南海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促使许多东盟国家采购武器^{[27, 第16页]}，进而增加了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在当前俄罗斯外交关系的结构中，中国占据着战略重要地位，但也不应低估东盟成员国对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的意义^{[28, 第34页]}。东盟作为GDP指标位居世界第五的区域组织，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该组织对全球治理架构日益增长的影响正呈现系统性特征。

在东盟成员国中，俄罗斯与越南的双边关系展现出最高程度的制度化。越南作为传统战略伙伴，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体现在稳定的贸易额指标和相互供应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上^{[29, с. 35]}。油气勘探属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方向，其中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在东京湾地区共同开发天然气田^[22]。越南也是俄罗斯武器的关键销售市场，并在俄罗斯军事产品出口结构中占有相当大份额。

俄罗斯与越南之间合作的加强触及南海争端的敏感方面，客观上提高了俄罗斯介入地区争端的程度。俄越能源项目可能与中国对其地位提出争议的水域重叠，而俄罗斯向领土争端参与国供应武器则可能影响地区力量平衡。

考虑到上述战略及经贸现实，俄罗斯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维持现有立场和中立政策，似乎是最合理的战略。

从经贸角度来看，在面临美国制裁限制和战略压力的背景下，俄罗斯面临着加强与替代性经济伙伴互动的任务^{[30, с. 73]}。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作为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中的关键伙伴，中国自2022年2月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一直在其贸易伙伴中占据领先地位。过去五年间，俄中贸易额稳定超过1000亿美元，这表明两国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和互补性。

同期，俄越经贸合作也呈现出积极态势：在2021年短暂下滑后，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定的上升趋势。然而，在总体规模和数量指标上，俄越贸易大幅落后于俄中贸易，这一差距依然显著。因此，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仍是俄罗斯实现战略重心转移的关键伙伴。

图1（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2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

在国际关系发展的现阶段，美国继续在菲律宾加强军事存在^[31]，这是由南海航道和油气资源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所决定的，这促使该地区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在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舞台。随着2025年初特朗普新政府上台，美国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将对华出口至美国市场的“互惠关税”税率提高至125%。作为回应，中方表示强烈抗议并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这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对抗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在此背景下，在对华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加强的军事和制裁压力，中国成为俄罗斯的关键伙伴以及平衡这种压力和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的重要因素。尽管俄中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且因南海问题而遭遇严重困难的可能性不大，但俄罗斯过度介入中国视为其主权水域的南海相关事务，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并对双边关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在此条件下，为维护战略互动和对外经济合作，俄罗斯宜采取克制的行动方针，避免过度介入中国视为其关键主权利益区域的南海领土争端。在与东盟国家合作于该水域实施的能源资源勘探项目方面应特别谨慎。

相应地，俄罗斯宜将双边合作的重点转向陆上贸易和互联互通领域，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同时，俄罗斯可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事实上的中立，深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互动，并加强经济互补性。

结论

在当前国际形势转变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日益复杂和多维。

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演变经历了若干阶段：在苏联与中国战略合作时期，重点在于承认并考虑中国的主权主张；随后与苏联-越南战略伙伴关系相关的阶段，其特点是支持越方；而自21世纪初以来，俄罗斯转向了务实的、中立的政策，这是由于在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之间进行平衡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归纳出影响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两组主要因素：国家利益与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的转型间接影响了苏联及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外交地位及其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从而导致其对区域冲突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两级体系下，苏联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力图通过盟友体系巩固自身地位，这使得其立场因与区域伙伴的互动性质而呈现多样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变为区域大国，其外交政策侧重于确保战略稳定和发展多边合作，这促成了更为中立的路线。在21世纪，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提升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为务实中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制裁压力及外贸关系结构性调整的影响下，中俄经济合作持续增长，并占据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中国不仅是俄罗斯的关键贸易经济伙伴，也是其在外部限制条件下维护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这促进了与中国战略协调的深化，并降低了俄罗斯积极参与争端的意愿。

2022年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显著加剧，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推动了俄罗斯与亚洲国家之间贸易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保持了作为俄罗斯关键伙伴的地位，有助于维护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及其对制裁压力的适应。相应地，鉴于俄中贸易经济合作水平远高于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合作，不能排除莫斯科在南海争端问题上进一步向北京立场靠拢的可能性。换言之，俄罗斯至少不会试图与中国的立场保持显著距离。然而，考虑到东盟国家军品市场的巨大潜力，短期内俄罗斯很可能不会大幅调整其中立立场。

因此，俄罗斯在南海地区的进一步政策路线可被描述为务实中立模式，这一模式源于俄罗斯在区域争端中有限的政治介入与以对华经济合作为优先（主要在欧亚大陆陆上贸易领域）之间的结合。该模式具有适应性特征，并在外部制裁限制与国际结构转型的影响下形成，从而能够同时降低外交风险并巩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