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者在有组织集团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期间的超额行为的刑事和法律资格：理论和执法实践问题

引言

执行犯过当的问题传统上是以侵害人身和财产的犯罪为例进行研究的，在这些犯罪中，共同计划与执行犯超出其范围的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15]。在恐怖主义行为的背景下，由于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和旨在影响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决策的特殊目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初始风险水平和可预见后果的严重性显著更高。这造成了以推定所有参与者均故意涵盖任何严重后果，来取代确定共同故意真实界限的风险，从而使得执行犯过当制度（《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形同虚设，并扭曲了责任的分配^{[16; 18]}。

规范技术在规制恐怖主义构成要件及相关制度方面的缺陷加剧了这种情况，其中包括空白罪状规范，这些规范援引了大量专门法规^[1]。本研究的目的是制定适用于有组织团体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时，认定执行犯过当的应用性标准和程序，该标准和程序需考虑特殊目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以及稳定的共犯形式的特殊性，并为审前调查机关和法院提出解决方案。科学新颖性在于将"已接受风险模型"这一范畴操作化以适用于恐怖主义案件，并将其与团体内部规则和证据标准联系起来^{[17; 20]}。

研究的理论法律基础

共犯被理解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在实施犯罪时，通过角色分配而进行的共同故意参与，这一点既得到该制度历史法律研究的证实，也得到现代学说的确认^{[15; 5]}。特殊形式——有组织团体——意味着稳定性、事先通谋以及准备实施一项或多项犯罪；稳定性和专业化提高了社会危害性，并解释了该特征在许多构成要件（包括恐怖主义）中作为加重情节的作用^{[20; 19]}。执行犯过当表现为明显超出其他共犯故意范围的行为；在过当情况下，其他共犯的责任仅限于其故意所涵盖的构成要件和后果（《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

学说上区分了量的过当（超过危害程度）和质的过当（改变犯罪对象、方法、赋予行为新的加重情节的情况）^{[5; 6]}。在恐怖主义构成要件中，特殊目的与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相结合，造成了人员死亡和严重后果的明知高风险水平，从而扩大了共同故意框架内可预见后果的"半径"，并使得区分过当与允许的具体化变得困难^{[7; 13]}。

材料与方法

规范基础包括《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35、36、205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证明主观方面和事先协议范围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3、74条），以及关于恐怖主义性质案件和共犯问题的解释（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2012年2月9日第1号决议；关于共犯行为定性的其他解释）。使用了关于刑法总则和共犯制度的著作、关于恐怖主义性质犯罪的专门研究，以及对俄罗斯法律适用期刊材料的分析^{[2; 3; 5; 6; 7; 13; 15–20]}。

采用了教义解释方法、比较法律分析（对比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过当处理方法）、个案研究（模拟典型情境）、逻辑结构分析以及关于团体内部沟通、角色分配和内部禁令的证据分析^{[16; 17; 20]}。

恐怖主义行为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首先，存在一种模糊共同故意界限的趋势：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手段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严重后果，均被推定为所有有组织团体参与者故意所涵盖。这种推定取代了对真实协议以及参与者对手段和风险参数知悉情况的分析，降低了《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的意义^{[16; 18]}。

其次，存在恐怖主义行为构成要件与执行犯出于个人动机实施的其他犯罪相融合的情况：有针对性的谋杀、盗窃、抢劫被不合理地"纳入"共同计划，而不是被定性为质的过当^{[16; 7]}。

第三，对特殊目的的评价存在困难：恐怖主义目的与个人动机的结合并不排除《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的构成要件，但目的的彻底改变（将有针对性清除伪装成恐怖主义行为）则表明存在目的上的过当^{[18; 17]}。

第四，证明共同故意界限的标准存在问题：协议内容很少被形式化；需要对沟通、角色分配、手段可及性进行评估，并确定"已接受风险模型"以及是否存在损害最小化的指示^{[20; 19]}。关于有组织犯罪活动及其概念工具的立法规定薄弱之处，进一步复杂化了区分共犯形式和评价稳定性的工作^{[19; 20]}，而反恐规范中的空白罪状和跨部门援引则增加了不确定性和扩大解释的风险^[1]。

区分执行犯过当与共同故意具体化的标准

 资格界定应围绕三个要素进行：约定的方式及其参数、目标特征以及已接受的风险模型。如果执行者在预先接受的具有公共危险性的方式和约定的风险模型范围内，为实现同一目标而调整技术参数，这种具体化包含在共同故意之内，即使实际后果比预期的更为严重^{[5; 6]}。同时，在缺乏关于最小化损害的特殊协议的情况下，造成损害的间接故意可能源于采用具有公共危险性方式这一事实本身^{[7; 13]}。然而，如果执行者违反约定的限制，在其他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在性质上提高公共危险性的手段，或者将目标转向满足个人利益，并实施了在功能上不属于实现恐怖主义目标手段的行为，则构成质的过限^{[16; 18]}。风险的预见性和接受性具有关键意义：即使是非故意的人员死亡，也可能包含在采用具有公共危险性方式时的故意之内；但是，由使用计划中禁止的手段或为无关目的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不属于共同故意范围内可预见的升级^{[17; 20]}。执行者违反关于最小化损害的强制性指示和关于使用特定手段的直接禁令，是判断其超出集体故意范围的指标^{[19; 5]}。

恐怖袭击中执行者过限行为的认定算法

第一步：确定协议内容和角色分配——目标特征、已接受的具有公共危险性的方式、在时间、地点、威力、杀伤因素类型方面的限制、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责任及其限度^{[20; 5]}。

第二步：重构已接受的风险模型——是否讨论过伤亡的可容许性、是否存在对特定手段的禁令、是否同意可能的升级^{[16; 18]}。

第三步：将实际实施的方式与约定方式进行比对——是在保持公共危险性水平和目标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了功能替代，还是在作用性质上发生了质的危险性提高^{[7; 13]}。

第四步：分析后果及其与目标的关联——额外行为（例如，针对性杀人、盗窃）是实现恐怖主义目标的必要手段，还是实现了执行者的个人目的^{[17; 18]}。

第五步：关于其他共犯故意范围的结论及责任范围的确定——适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以排除对过限行为和后果的归罪，并正确认定罪数（参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35条及司法解释）。

典型情境模拟及认定方案

情境1：有组织集团商定在夜间无人时使用低威力装置实施恐吓行为；执行者将重点转向制造最大反响，在高峰时段安放装置并提高了威力，导致人员死亡。认定方案：对执行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并考虑已发生的后果，以及必要时进行数罪并罚；对其他人——在协议范围内承担恐怖袭击的责任，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不归罪于其故意范围之外的后果^{[16; 18]}。

情境2：集团商定在白天纵火焚烧基础设施，并意识到很可能造成伤亡；执行者未纵火，而是使用了具有相当杀伤能力的自制爆炸装置，导致人员死亡。方案：在已接受的风险水平和目标范围内进行了手段替换；不存在过限；所有人作为共同实行犯承担后果责任^{[7; 13]}。

情境3：执行者在实施商定的行为时，利用局势出于个人动机针对性清除特定人员，实施了与实现恐怖主义目标无关的杀人行为。方案：在目标和对象上的质的过限；相应罪名仅归罪于执行者；其余人员在商定的恐怖计划范围内承担责任^{[17; 18]}。

情境4：执行者违反关于最小化损害的指示，使用了计划中禁止的手段（军用弹药）。方案：方式上的过限；与公共危险性质的提高相关的后果，因不在其他共犯故意范围之内，不归罪于他们^{[19; 20]}。

共犯形式及相关方面的影响

有组织集团的特征会加重责任，但并不取消《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的适用：过限不会在有组织形式中“消解”，应根据一般原则予以认定。集中化、等级化和对方式及限制的规定性越高，共同故意的界限就越清晰，也就越容易发现执行者超出该界限的行为^[20]。

在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的结构中，已接受风险的“走廊”更宽；因此，证明参与者对方式和后果变更的实际知情就越发重要^[17]。对有组织犯罪活动法律规定的薄弱之处，使得区分共犯形式变得困难，并可能导致犯罪团体与犯罪组织概念的混淆，这在认定共同行为时需要特别注意^{[19; 20]}。反恐规范中的空白罪状和跨部门引证问题需要谨慎处理，排除不利于罪过原则的扩大解释^{[1; 18]}。

关于完善法律适用和解释的建议

 首先，在司法解释中宜明确，具有公共危险性的方式本身并不产生故意涵盖所有任何严重后果的推定：法院必须确定约定的“已接受风险模型”以及参与者对手段和限制的知情程度^{[16; 18]}。

其次，需明确指出，若执行者违反为减轻危害而商定的禁用特定手段或超越约定参数的规定，且其他参与者未采取此类升级行为，则构成《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6条规定的越权行为^{[17; 20]}。

第三，应明确区分为实现恐怖主义目的所必需的功能性行为，与执行者假借恐怖行为之名追求个人目的的行为；后者应定性为越权，且仅由执行者承担相应罪行的刑事责任^{[7; 13]}。

第四，在针对侦查机关的 methodological recommendations 层面，应确立一系列用于证明共同故意范围的证据性指标：通信内容、角色分工与资源获取权限、关于减轻危害的指示、对特定手段的禁令、以及层级较高参与者的监督^{[2; 3]}。

第五，考虑到已指出的空白条款与不确定性问题，有必要更新相关评注与解释，以最小化反恐规范被扩大解释的风险^{[1; 5]}。

结论

认定有组织团体实施恐怖行为时执行者的越权行为，需要精确界定共同故意的范围、目标特征以及商定的可接受风险模式。恐怖主义罪行的高度社会危害性不应取代对具体约定和参与者知情情况的分析；否则，越权制度将失去其意义，责任承担会变得过度集体化。系统性的方法，包括评估行为方式及其参数、目标与可预见的升级风险、执行者是否遵守约定限制、以及额外行为与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间的功能关联性，有助于构建连贯的定罪算法。应用该算法能确保有组织团体参与者之间责任的公平分配，降低不当扩大定罪范围的风险，并提高司法判决的合理性[16–18; 20]。

本文系根据2026年国家任务 №075-03-2026-489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