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共同利益转变期间的捷克-俄罗斯文化联系

19世纪的捷克-俄罗斯互动，根据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变。本文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在捷克民族认同加强的过程中，捷克与俄罗斯之间实现文化和科学交流的途径。

本文旨在揭示在相互兴趣转型时期捷克-俄罗斯互动的基本规律。其中特别强调了俄罗斯文化界人士对文化交流的兴趣。

19世纪60年代，随着1867年12月21日《关于奥地利君主国所有领地共同事务的法律》生效，该法承认了帝国两部分——内莱塔尼亚（奥地利）和外莱塔尼亚（匈牙利）——的平等权利^[9]，捷克代表团的代表（来自各邦议会的60名成员）获得了参与政府机构工作的机会^[7]。因此，捷克代表开始争取更多的改革，以促进捷克文化的自治，尽管捷克人民仍未获得政治自治。

例如，1882年，布拉格大学被分为捷克大学和德国大学，商业和工业商会的选举程序也发生了变化。自1883年起，捷克议员在邦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在此期间，建立了地方银行，为捷克王国博物馆建造了建筑，并开始利用邦议会拨款出版捷克历史的原始资料。

这种逐步走向政治独立的运动反映在捷克人自身对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看法上。比较19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资料与学术著作，可以看出捷克-俄罗斯文化交流的目标和动机存在显著差异。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捷克社会为民族复兴而斗争的初始阶段，以及在积极的启蒙运动时期，俄罗斯文化被捷克启蒙者视为发展民族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源泉。在俄罗斯启蒙者身上，捷克的科学和艺术界人士看到了可靠的伙伴和效仿的榜样。捷克人积极吸收俄罗斯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和科学家积累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捷克社会发展了那些在1848年革命事件及其后年代中被利用的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基本原理。

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革命事件的发生以及标志着捷克文化自治化趋势和社会制度发展的政治改革，对俄罗斯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捷克的开明社会中，开始流行与俄罗斯文化界人士发展平等合作的愿望。在19世纪下半叶，捷克文化凭借民族语言、文学、视觉艺术、艺术创作以及戏剧艺术，开始不再直接借鉴，而是自主发展。因此，到19世纪末，对俄罗斯文化的现实主义和常带批判性的接受倾向开始在捷克占据主导地位。这解释了为何逐渐放弃将俄罗斯文化视为领先文化，以及将斯拉夫互惠概念视为基本概念。到19世纪末，捷克文化界人士越来越倾向于在与其他斯拉夫民族基于平等合作原则进行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发展独特的科学和艺术。

此外，亲俄情绪在捷克启蒙者中已较少见。认为俄罗斯帝国是捷克文化界主要支持来源的观点逐渐失去其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约·容曼、弗·拉·切拉科夫斯基、瓦·汉卡等主要捷克斯拉夫学者的创作和学术活动结束之后。此外，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捷克社会中常常出现仇俄倾向^[2]。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反映在捷俄科学联系的复杂化上。

俄罗斯斯拉夫学者从捷克订购的学术著作价格上涨，许多俄罗斯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在访问捷克时难以获得与捷克学者和启蒙者的会面，俄罗斯作者发表的学术著作更常受到带有批判倾向的评论^[4]。俄罗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阿·利·杜韦努阿在出版《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拉夫与扬·胡斯》（1870年）一书后便遇到了这种态度。捷克文学家对该书的批评清楚地表明，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和捷克的学派可以互动，但仅限于对每个具有独特特征的民族的民族历史进行客观分析的领域。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斯拉夫学正在形成，俄罗斯启蒙者的学术兴趣主要限于语文学和语言学主题，那么相反，在改革开始后，即19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俄罗斯学术斯拉夫学的任务重新转向解决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大学（其数量因教育改革而不断增加）中，开始设立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5]。

俄罗斯社会对斯拉夫互惠思想评价的变化也发生在国内19世纪60至70年代改革的背景下。由亚历山大二世发起的改革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结构，大大放宽了对审查制度的态度，并因此影响了与追求政治独立的斯拉夫民族（其中包括捷克民族）的互动。因此，俄罗斯大多数专门研究斯拉夫学的期刊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其中包括《语文学笔记》（沃罗涅日）和《俄罗斯语文学通报》（华沙），以及类似《斯拉夫年鉴》（基辅）的文集^[3]。

在俄罗斯支持斯拉夫相互团结思想的政论中，《斯拉夫消息》杂志发挥了主导作用，该杂志是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印刷机关。这份期刊在三十三年间不断发展和维护这一主题。该杂志的思想启迪者是米·米·菲利波夫（1858–1903），他是19世纪末的俄国学者和思想家，被吸引作为杂志编辑参与合作。他提出了制定斯拉夫文化形成方案的想法^[3]，根据该方案，俄罗斯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斯拉夫各民族的相关文化实现接近，而不是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斯拉夫消息》杂志认为，文化的亲缘关系体现在对斯拉夫语言特点的认识上。因此，在该杂志的广泛主题范围内，语文学和语言学问长期占据重要位置。

期刊的活跃程度明显证明了俄罗斯公众对建立和维持与捷克文化机构互动的浓厚兴趣。例如，尼·瓦·基谢利科娃指出，到1875年，大多数俄罗斯读者已经了解了可在俄罗斯邮局订阅的斯拉夫杂志名称列表。捷克语现行期刊的分发不仅由杂志和报纸本身进行，还通过直接邮寄方式进行^[2]。

某些在对捷外交关系领域具有权威的个人维持了稳定的信息交流。其中之一是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教堂的司祭长米·费·拉耶夫斯基。例如，他的直接功绩是建立了维也纳杂志《斯拉夫谈话》与帝国科学院之间的长期联系，以及在圣彼得堡设立了斯拉夫慈善委员会（1867年），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捷克马蒂察的成员。例如，由于米·费·拉耶夫斯基与捷克教育家（包括塔博尔市完全中学的校长弗·克日热克和塔博尔市实科高级中学的教授约·迈斯纳）建立了联系，俄罗斯教育机构得以稳定获得教学法文献、教育学著作（包括扬·阿·夸美纽斯的著作）和教学辅助材料^[1]。

不能忽视米·费·拉耶夫斯基与著名捷克学者阿·帕特拉的积极通信与合作的事实。他们的业务往来材料保存至今。对这些通信材料的分析表明，通过合作，在选拔和寻找俄罗斯大学及中学古典语言教师职位的候选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候选人需经过强制性选拔，这明显表明了年轻捷克教师对在俄罗斯获得专业经验的极大兴趣。

在捷克文化界方面，捷克作家兼教育家安·雅·弗尔佳特科（1815–1892）支持了与米·费·拉耶夫斯基的联系以及由其倡议开展的活动。自1861年起担任捷克博物馆图书馆员的安·雅·弗尔佳特科，凭借获取珍贵文献收藏的途径，积极参与了与俄罗斯的文学交流。他本人也对丰富捷克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他翻译成捷克语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论文尤为珍贵。在安·雅·弗尔佳特科的其他著作中，尤其著名的是1862年出版的《绿山手稿》摄影版本、文章《兹洛姆基·塔博尔斯克》和《汉卡与多布罗夫斯基》^[11]。俄罗斯学术界的代表也了解了他的研究成果、部分著作以及其他捷克语文学作品。作为捷克马蒂察成员的安·雅·弗尔佳特科，与俄罗斯的图书馆、大学以及俄罗斯考古学会、俄罗斯帝国国民教育部、国家博物馆、斯拉夫慈善委员会以及帝国科学院建立了联系。

上述事件，包括俄罗斯文化公众对与兄弟斯拉夫民族文化互动的持久兴趣，成为俄罗斯形成新斯拉夫学学派的原因之一。在1860–1870年代，专攻斯拉夫学教研室的年轻人获得了斯拉夫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上实际学习语言，进行斯拉夫语翻译并完成其他任务。俄罗斯斯拉夫学先驱的学生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他们在学习期间完成了语言学习。中学和家庭教育使年轻人至少掌握了两种欧洲语言——德语和法语。与此同时，布拉格仍然是“年轻”思想的吸引中心。许多接受经典大学教育的学者都渴望访问捷克首都，将其视为斯拉夫学的象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前往捷克的斯拉夫学研究者是在俄罗斯大学接受了高质量预备训练的，他们精通捷克语和许多其他斯拉夫语言。

俄罗斯斯拉夫学者对斯拉夫文化的研究对象有自己形成的观点，常常带有批判性。例如，为了完善科学知识，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尼·亚·波波夫最早在所述时期前往捷克之一。他在捷克和德国从事历史研究时，在大学与学者和记者进行了多次会面。尼·亚·波波夫在捷克的无可争议的工作成功得益于其政治观点与捷克学术界的观点相近^[5]。

此外，在所述时期在捷克工作的杰出俄罗斯学者还包括尤·谢·安年科夫（1849–1885）和尼·瓦·亚斯特列博夫（1869–1923）。他们认同捷克通行的科学研究原则，并为两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尤·谢·安年科夫一生中访问布拉格超过八次，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档案馆工作。阿·帕特拉在他的研究中提供帮助，并回忆他是一位博学的年轻学者，在捷克启蒙者中获得了大量的友谊和学术联系^[4]。同时代的捷克学者，包括卡·克罗夫塔，回忆了尤·谢·安年科夫是如何勤奋地研究资料，特别是与胡斯战争时期相关的手稿。尼·瓦·亚斯特列博夫对捷克科学的贡献在于，由于他的倡议，许多属于15世纪时期的手稿被找到并收集成一个统一的收藏^[8]。

Н.В. 亚斯特列博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少数几位能够与捷克文化界人士保持密切合作的俄罗斯学者之一。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布拉格档案馆馆长 Я. 切拉科夫斯基、布拉格大学教授 Й. 波利夫卡以及 Т.Г. 马萨里克。亚斯特列博夫建立的这些联系，对于在新的、充满官方和学术形式主义的条件下延续捷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协助下，圣彼得堡大学举办了众多由受邀捷克学者参与的讲座和研讨会。1906年，Т.Г. 马萨里克的著作《革命与演变》、《马克思主义与议会制度》被翻译成俄文并出版 ^[5]。

捷克人和俄罗斯人在这一方向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成果。例如，自19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学部（ОРЯС РАН）在斯拉夫语言与文学研究、斯拉夫文本及词典出版方面的工作积极活跃起来。如果说此前该部门的斯拉夫学者长期由 И.И. 斯列兹涅夫斯基代表，那么在19世纪末，斯拉夫学者 В.М. 拉曼斯基、А.Н. 佩平以及像 А.А. 沙赫马托夫和 А.И. 索博列夫斯基这样的大语文学家被选为ОРЯС РАН的正式成员。ОРЯС拥有自己的印刷刊物——《ОРЯС通报》和《ОРЯС文集》，其中发表了关于斯拉夫学各个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斯拉夫学文献的评论。然而，ОРЯС活动的鼎盛时期是在1903年俄罗斯斯拉夫学者大会之后，即20世纪初。

尽管如此，即使捷俄之间的外交和科学接触已变得明显不那么频繁，这类活动仍表明俄罗斯文化持续需要从捷克文化遗产中获得帮助和支持。相反，在更早的时期，表现出这种需求的是捷克文化，但趋势在逐渐改变。例如，尽管与俄罗斯学者的互动依然活跃，但形式有所不同，捷克对俄罗斯的科学访问开始显著减少。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25年，捷克人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变成了商业和政治。

捷克人对政治的兴趣压倒了对科学的兴趣，因为他们渴望最终获得政治自治。在1867年莫斯科民族志展览举办之后，在建立文化和政治联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一事件不仅对加强文化互动具有重大意义，还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反响。许多捷克活动家利用其参展成员身份来展示其对奥匈帝国政府的反对情绪。其中就有 Ф. 帕拉茨基和 Л. 里格尔，以及青年捷克党报纸《民族报》的编辑部 ^[6]。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拉夫语言学领域，捷克和俄罗斯文化活动家之间的接触最为密切。与俄罗斯学术界合作最积极的捷克学者包括 Я. 戈尔、Я. 比德洛、Й. 波利夫卡和 Л. 尼德尔勒。

还应当指出，俄罗斯境内有大量的捷克移民。捷克移民中最多的是医生、工程师和企业家。许多捷克专家在俄罗斯的文化机构工作。捷克人对在俄罗斯从事专业活动的兴趣源于政府法令为劳动移民创造的舒适生活条件以及高水平的薪酬 ^[5]。这一趋势在文化工作者中尤为明显。同时，在俄罗斯工作的捷克文化活动家中存在着家族传承。例如，捷克语言学教授 А.В. 多比亚什的女儿 О.А.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的活动就为人所知。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О.А.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培养并输送了大量拉丁文字专业的古文书学家 ^[2]。

居住在俄罗斯并在教育机构任教的捷克学者和教师数量的增加，是由教育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所决定的。例如，1871年7月31日，俄罗斯帝国颁布了新的《中学章程》，规定仅保留古典中学。由于削减了其他科目，古代语言的教学大纲扩大了一倍半 ^[10]。

根据新规，古代语言的课时数显著增加（拉丁语增加15课时，希腊语增加11课时）；同时，希腊语在所有中学和预科中学（此前仅在36所学校）教授。此外，中学的数量本身也在增长。自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以来，中学数量从73所增加到130所。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教师的需求尤其巨大，尤其是古代语言教师。由于当时捷克语言学流派已经相当发达，大量古代语言专家涌入俄罗斯 ^[1]。

许多俄罗斯和捷克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寻找合适的候选人以调入教育机构。其中，М.Ф. 拉耶夫斯基、А. 帕泰拉、А. 弗尔佳特科等人的倡议尤为重要。凭借他们的努力，许多捷克教师不仅在俄罗斯找到了工作，还获得了可观的薪水、奖学金，并得到了临时住房安置。然而，常常正是薪酬数额令捷克人不满。在19世纪70年代，作为与国民教育部密切合作的人，М.Ф. 拉耶夫斯基收到了来自 А. 帕泰拉和 А. 弗尔佳特科的请求，要求提高捷克人的劳动报酬 ^[2]。在这一与俄罗斯社会活动家实施提高捷克教师收入倡议相关的方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870年后的捷俄文化联系发生了显著转变。这些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俄罗斯和捷克的启蒙者们逐渐放弃了关于斯拉夫相互性思想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认知。俄罗斯文化和捷克文化越来越被视为具有亲缘关系但极为独特的形态，它们依循自身规律发展并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基于这种评价，捷俄文化联系建立在平等合作但各自独立的基础上。

2. 俄罗斯科学家对与捷克人建立科学联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许多俄罗斯文化和社会活动家利用自己在捷克社会的广泛人脉和崇高威望，积极推动捷克与俄罗斯知识界之间关系的维护、巩固与发展。此外，在所述时期，俄罗斯人对捷克文化的兴趣还与教育改革的推进有关，改革使得俄罗斯科学教育领域快速发展，亟需引进高素质的语言学家、斯拉夫学者和教师。

3. 来到俄罗斯的捷克人越来越少地将建立科学合作作为目标。相反，在捷克移民中，越来越多的是来俄常驻工作于文化教育机构的企业家、工程师、医生以及文化工作者。不过，科学联系仍然得以保持，但这些联系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领域。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确认，在19世纪下半叶，与捷克文化相比，俄罗斯文化对保持相互联系表现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